萨拉走进法庭的时候，除了法官外，其他人都已就位。她赶忙喝了杯水，迅速浏览便签上记的问题。

“全体起立！”书记员喊道，所有人立刻站起身。格雷法官进入法庭，向前鞠躬后坐了下来。其他人都跟着坐下了，唯独萨拉一人站着。尽管进来得匆忙，但她相当冷静，脑中盘算好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现在，我请问雪伦·吉尔伯特女士，你说自己在10月14日星期六，于驿栈酒店的派对上遇到了加里·哈克先生。请问你当天是何时加入派对的？”

“我记得大约是8点到8点半吧。”

“你之前说，你是在午夜之前离开的，对吧？”

“对，我得回家照看孩子们。”

“是的。我记得你提到女儿生病了。照这么说，你在派对上玩了多久？三四个小时？”萨拉扫了一眼陪审团，希望他们能意识到雪伦究竟是如何“照看孩子”的。

“差不多。”

“好的，请问你在派对上喝了什么饮料？”

“酸橙伏特加，我通常都喝这个。”

“你只喝了这一种饮料，是吗？”

“通常是。有的时候也来杯红酒，或者杜松子酒什么的。”

“好的。这么说，你去派对放松一下，玩了三四个小时。回想一下，吉尔伯特女士。你当晚喝了几杯酸橙伏特加？1杯？3杯？5杯？还是10杯？”

这之前，萨拉每次盘问的时候都会看着雪伦的眼睛，但现在她把视线挪开了，盯着雪伦头顶右上方一米开外的墙壁。这是她从其他大律师那里学到的技巧——在关键时刻转移视线，不再四目相对。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持自己头脑的清晰，以便更好地专注于犀利而刁钻的问题，同时还能将证人置于慌乱挣扎的困境，无法依靠肢体语言博取律师的同情。这也是一种蓄意羞辱——向陪审团表明你掌握着主动权，尽管是在等着听回答，但却并不打算将对方的话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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