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某一天，我在当地一家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讲的是一位老年妇女遭到一名不明身份的侵入者的性强暴和毒打，随后她被以为已死去而丢弃，她的身旁躺着两条被捅死的狗。警方判断，作案者似乎在现场逗留了很久。整个社区顿时哗然，义愤填膺。

两三个月以后，我巡回教学归来时，偶然问起帕姆那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她告诉我说没有，而且还没有发现重大嫌疑人。我议论说，这可太糟糕了，因为根据我读报的感觉，此案好像是可以侦破的。这件案子并不属于联邦司法过问的范围，我们也未受到过邀请，不过作为一位本地居民，我决意要看看我能否做点什么。

我找到了警察局，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告诉警察局长我所从事的工作，并且询问能否与负责本案的警探们交谈。他很客气地接受了我的提议。

主办警探的姓名是迪安·马丁。我记不得当时有没有忍住不去开什么杰里·刘易斯式的玩笑，不过大概是没有忍住吧。他让我看了案情档案，包括案发现场的照片。那个女人确实被打得挺惨。研究案情资料时，我渐渐在心中对凶手及其犯罪动机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图像。

“好吧，”我对那些听我说话时彬彬有礼、不过多少还有些疑虑的警察说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这是个十六七岁的高中小伙子。每当我们碰到性攻击的受害者是个老妇人时，搜寻的对象便是年轻的作案者，一个对自我没有把握、缺乏经验或者压根没有经验的人。只要对方更加年轻、更加强壮、更加难以对付一点，他就不敢贸然下手。此人看上去衣冠不整，长着一头鬈发，通常不大梳理。案发当晚发生的情况是，他的母亲或是父亲把他撵出了家门，他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形下，他不会走得太远。相反，他会就近寻找最便利的安身之处。他与任何女孩子或者其他同伴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跑到他们家中留宿过夜，直到家庭风暴平息过去。他在外头闲荡时，对这种局面感到自怜，无能为力和愤怒，此时他来到了这个老妇人家门口。他很清楚她是一人独居，他从前在她家干过活，或者打过零工。他知道她构不成多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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