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地人走进过去他完全不熟悉的社会，所见所闻，不应该只让他感到单方面的存在，这不公平，时间长了也不可能。

或许我真应该感激“巴士阿叔”，要不是它，我可能还不懂得人对世界的认识其实需要在不断自我否定和他人的颠覆中慢慢地接近真实。香港这个社会不是忽然地就在我的认识里发生了矛盾，它本身就是矛盾的，这才更体现社会的常态。两年来我在香港，看到和遇到的很多人与事，包括“炸药包”与“爱心大晒”；“学雷锋”与“法本位”；现在又出了一个“巴士阿叔”，我的判断不断分裂，重组后又再次被分裂——不能肯定什么和不能否定什么，都让我觉得很着急，眼前一条正在涨水的小河，四下寻找，怎么地我也找不到一块可以用来垫脚的石头。

香港社会存在“巴士阿叔”，但香港人并非人人都是“巴士阿叔”。如果按人口数字来平均，这里的人不文明的行为与社会普遍的道德素养，分子、分母比例之大，应该在世界都很靠前。2006年香港出了“巴士阿叔”，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位大姐，香港最普通的一介平民老百姓，她的全名我都不用提，因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尤其在2003年SARS期间，她不要命了地为街坊邻居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因此在她住过的淘大花园，上至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下至擦不尽稀鼻涕的三尺小童，大家一见面，人人都会亲切地唤她“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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