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西方人的眼里早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很多事理,不管我们在行为上兑现得如何,理论上已经把话喊了出去,比如“无法无天”、“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一定会闹得上下左右不得安宁,但是一个社会即使有了“法”,如果没有监督的力量,有人干了坏事没人到处去给嚷嚷,叫得满世界都知道,这样任何一种“法”也许都没用,都约束不了不良的企图和手脚。
我在香港,一次次感到香港这个社会“法”的厉害、“法”的无情,但是媒体,它的存在、它的力量比“法”更厉害、更无情,至少是法律惩处的助手、眼线和侦察兵。
1974年,香港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廉政公署,这个机构的诞生首先是媒体传达了民众的激愤,以后香港渐渐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廉政公署”立了头功,“媒体”的作用依然被视为釜底之薪。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历了急剧的转变,人口剧增,经济发展,但是“乱世魔王逞四方”,收贿受贿、贪污腐败在各种公共服务机构中如污水横流、肆无忌惮。那时候香港社会怎么会那么糟糕?今天香港又怎么会如此“干净”?为了能够找到过去与今天的一些联系,我到香港后曾经登门拜访过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所有老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香港社会,大人小孩儿都知道什么是“茶钱”,什么是“开喉费”,什么是“派鬼”和“黑钱”。一位老移民曾经这样告诉我:当年如果谁的家里有人突然得了急症,不是得叫救护车吗?家里人都很急,可是你急,救护人员却不急,他们得先向病人家属讨到好处,这就是“茶钱”;再比如,谁的家里突然着了火,得赶紧打电话叫水车,消防队半天到了出事地点,打开水喉(水龙头)救火之前,也得先要好处,这就是“开喉费”。当时香港社会贪渎之风最严重的部门要数警队,受贿的“差人”个个包庇黄、赌、毒,市民饱受祸害无处申冤,而且一个个其实也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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