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秉贵走马上任区教委主任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来,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区委副书记报到,听取他的指示,向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区长报告,听他关于教委工作的意见。然后是跑中学、小学、幼儿园调查研究,同教师座谈,看校舍,看教师住房,看学生食堂。越看心情越沉重,越看越没信心,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下水,水慢慢从胸部往上,喘气越来越粗,心里越来越慌。三根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且根根都在慢慢拉紧。母亲的病情不见好转,还有加重之势,每个月的医药费就要一千多。老婆不能上班,伺候老人家,早停发了工资。他算过账,让老婆上班,一个月不过七八百元工资,还要请个人侍候老人,也得花去六百多,老人还没有亲情感,干脆就让老婆就不上班了。这几天老人还不愿吃药,说是让她早点去见老头子算了,这个病治不好,花这么多冤枉钱,拖累了儿子,还害得孙子孙女在外打工见不着面,这也是老人一块心病。茅秉贵有个打算,想把女儿安排到中学,当个图书管理员或什么的。一个女孩在外打工,总是让父母提心吊胆的。可自己刚上班就安排子女,那还能在教委站得稳脚跟吗?他不感造次。老人辛苦一辈子,无论如何,茅秉贵要尽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尽力延长她的生命。老母亲的病始终是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自己为了进城,给柳王明送了七万元。都是朋友凑的,怎么还?他有些后悔当初不该听朱春平的“馊”主意。也许柳王明就是那么慷慨,不送钱也帮忙呢?当然也许像朱春平预料的那样,“做梦去吧”。因为那天把一大包钱送给柳王明的老婆黎颖时,他自己心跳得厉害,可黎颖就像从他手里接过一杯开水那么自然。证明这样的事对她来说司空见惯了。如果没有这七万元,柳王明有那么充满人情味得批示吗?他写报告要求进城不是第一次了,没有一百次,也不少于五十次。从区委组织部到每一个常委,从区长到区委书记,每次申请报告,都是写到领导的纸篓子里去了。进城是对的,可以天天见到老母亲,下班可以帮她端茶倒水,尽一点孝心。可这七万块到哪里去找回来?拿什么还给朋友?还有柳王明交待他离开官山前要办的那件事,他从良心上感到不安。越想越觉得对不住官山的老百姓。听说已经有些群众准备到省政府上访,他们知道这件事同柳王明有关,不找市政府。茅秉贵担心这件事闹大了不好收拾。他在官山工作那么多年,从来都是维护农民的利益,没有干过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临走之前惹得天怨人怒,心里一直不安。那一千多亩土地,大多数落在官山镇的汪家坝村,是陵溪县委书记汪东晟的家乡。涉及三百多亩耕地,六百多亩山地。这意味汪家坝村人均耕地要减少半分多,减少山地一亩多。这里的老百姓地处郊区,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开始老百姓听说是外商要来投资,很高兴,以为是在这里办工厂,可以为他们安排一些就业。后来听镇里开会才弄明白是建墓地,且地价太低。市郊平均地价一万六千多,近郊更是两万多,虽说是公益事业,也犯不着由汪家坝的老百姓来为城里几十万人作贡献。特别是三百多亩耕地,减少了人均耕地的一半。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还有,在汪家坝的正东方向建一座规模如此大的墓地,无疑会影响汪家坝的风水。汪家坝自解放以来,六百多人口的村子,吃“商品粮”的不超过十个人,最大的官还数汪东晟,如今把这里建成了墓地,天天鬼哭狼嚎,爆竹纸钱,哀乐遍野,那还了得!这是老百姓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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