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三年前的往事了。

刘锜来东京不久，马扩也随着调离西北军。

一个从辽逃到北宋来的汉族官僚马植（后来改名李良嗣又赐姓为赵），首先创议派人从登州泛海到东北去和新兴的女真领袖密约夹攻辽朝。这个创议富有吸引力，的确投北宋君臣之所好。但由于朝廷的办事效率向来很低，因循苟且，拖延了好几年，才被付诸实施。第一批派出去的人选值得慎重考虑，有人保举因公出差在青州的马政。因为他是个军人，胆气过人，不怕危险，又因为他有过和臧征扑哥谈判的经验，熟悉外交业务，并能谨严不泄；还因为他恰恰出差在青州，与登州近在咫尺，朝廷可以就地取材，不必另费周章。

古堡谈判，论功行赏时，朝廷中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疏远的低级武官，现在他的名字被重新记起来了，大家认为派他出去是妥当的。就这样，他作为第一个使者参加了“海上之盟”。后来活动的范围扩大，人手不够，又有人保举了他的儿子、已经有了承节郎那个起码的宫衔、正待要去充当京西路武士教谕的马扩做他父亲的随员。因为他也曾伴同刘锜到谿哥城里去当过人质，表现得很沉着、很有勇气，因为他恰恰是马政的儿子，这件事索性就烦他父子两个，省得再去物色其他的人；因为……

马政父子被任为谈判的使者，是因为有了上面说的那么多的“因为”。这些把他父子俩抬举得很高的“因为”都是由刘鞈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为”，因为那是一份暂时还看不见有什么好处，却要冒杀身之祸，决没有人出来竞争的“优差”（连得它的创议者马植也要看看风色，等别人去闯开了道路，他再愿去参加）。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个“因为”，上面的那些“因为”都要随之而化为乌有了。官场中的因果关系受到一种特殊规律的支配，此中人都很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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