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省委：

前月我由西安回到武字区，在渭北特委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红四方面军到陕西后，陕西是不是暴动局面，我们是不是立即准备全陕武装暴动。当时我们认为红四方面军到后，更增加了陕西的革命危机，兴奋了工农群众千百倍斗争的勇气，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是千百倍扩大了。我们应当认清这一形势，更积极的发动群众的一切斗争来配合红四方面军的进攻陕西，而不是离开群众斗争要马上组织全陕武装暴动。但是，特委以及励君都认为暴动局面已经开始了。红光更提到暴动的客观条件成熟了，要准备暴动的。我认为这样是错误的，根本不了解暴动，这样说法还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励君更说到红四方面军要和红二十六军汇师西安，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发狂。

第二是四方面军入陕，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西北上布置进攻苏联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四次“围剿”一个有力的回答。要执行这些任务，一定不是长期的无后防的作战，一定要创造根据地，不能打下一县丢一县，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励君认为这是对红四方面军抱着悲观，特委也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的铁军再怎样的能作战，再怎样的有他们的计划，但是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应当有我们的讨论，绝不是神圣的，错误提都不能提，因为这样的批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神圣性。特委认为这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出发点，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做成决议案，决定和我再谈话，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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