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回忆引发了作家从维熙的回忆。

从维熙有着与王蒙相似的人生曲折，在1957年他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甚至因此蒙受监牢之苦。然而，他又与王蒙不同，他没有做王蒙做那么大的“官”，跟“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素昧平生。

2005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发表了从维熙的《重读胡乔木》，他回忆了突然遭遇的一件事：

到了1984年春初，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封在信口上烫着“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你的。你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中人谁都知道那棵树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人，乱点了鸳鸯谱？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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