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美国避见记者,除了考虑安全问题——不愿行踪见报,也由于考虑到海外对他颇有微词。
海外的评论属“参考消息”,主要是认为胡乔木“左”。
平心而论,胡乔木自庐山会议起,曾对“左”有所批判。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文革”中才会遭到那些“左”派们的批判。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5年复出,与邓小平一起大力整顿、纠“左”。此后,他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彻底否定“文革”、批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非“左”派,他下了大力克服毛泽东晚年严重的“左”的迷误。
然而,他毕竟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他。即便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左”的影子也不时困扰着他。
另外,如胡耀邦1985年5月10日跟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谈及胡乔木时,这么说及:“人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胡乔木同志算他缺点的话,那就是由于长期工作在毛主席的身边,到基层的时间少了些,在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还不太充分。我自己也不行!”
胡乔木自己也有所感。1982年2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
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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