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来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早在1930年5月，他就深有感触地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书，明确认定：“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单靠“本本”。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反对“唯上”“唯书”，呼吁“必须洗刷”这些思想。

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无力自由做主，一切须听将令。共产国际也不相信“山沟的马克思主义”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他们信得过的只是靠自己选种、培育的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不幸的是，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把拥有一套正确主张的毛泽东赶下台，让其先是改做了名义上的苏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区的加里宁”，最后让其连加里宁都做不成，只能去基层搞调查，却让那些只会背诵马列原著的“小伙子”掌权四载，结果，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虽批判了“左”倾领导的军事指挥错误，接受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解决了生死攸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但是并没有肯定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因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曾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并发生很大影响，然而就全党范围来讲，人们对毛泽东的思想了解不够，再加上“左”倾领导人在一个时期内大张旗鼓地歪曲、贬低和批判，使得人们对毛泽东的思想更模糊。遵义会议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也没有提。相反，为避免过分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不利，会议肯定了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由张闻天而不是由毛泽东来“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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