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政党，它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空前发展：到七大召开前夕，党员由原来的3万余人发展到120万；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达91万，民兵220万；根据地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人口近1亿。

在此时，党要处理远比过去复杂的党内外、国内外、敌、我、友等多方面关系，面临着繁重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为了很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党的领袖人物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其中以毛泽东最为突出。《毛泽东选集》（1—4卷）所收集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的一批重要论文发表，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同时，延安的其他领导者，包括曾经犯过错误、受过批评的同志，在思想理论上也十分活跃，写出了一批很有影响、很重要的著作。如朱德的《实行对日作战》（1937年7月15日）；刘少奇的《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提纲》（1937年11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战》（1938年1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此外，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总结了抗日根据地经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撰写了《论公营商店》等研究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都促进了党的理论繁荣，说明延安群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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