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在中共中央的资格，可以说是没有人能比的。“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党的“一大”他当选为中央组织主任，与陈独秀和宣传主任李达是中共最早的三位中央领导人。从党的“一大”到“六大”，他都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次进入中央常委会。1931年4月被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以后，他开始在那里执掌大权，独挡一面。在朱毛红军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同时，他所率领的部队编为第四方面军，此时拥兵8万多人马，比红一方面军多三倍。

他两次迁移根据地，第一次从鄂豫皖边区迁移陕西，第二次从陕西迁移川陕边界。他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位副主席当中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方面军副总指挥是王树声。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他和周恩来。其他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洛甫、朱德、博古、王稼祥等，都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才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周恩来能与之抗衡，其余的人他均不放在眼里。

两河口会议后，部队应按照会议的决定，攻下松潘，扫除北上障碍。但张国焘却按兵不动。他明知道，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这时集中在懋功、两河口之间，这个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里都是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到峨嵋山附近，情形也是差不多。至于西康省，情况更差。如果红军集留在这个地区，蒋军封锁了岷江上游，将来北出就更为困难。所以，他在两河口会议上也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红军继续北上，到川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会后，他想来想去，觉得对他来说部队北上并不是头等大事，权力分配才是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中央把他和陈昌浩、徐向前增补进军委，可他认为这远远不够，光进军委不过是徒有虚名，实权还是操在别人手上。自已手下兵强马壮，岂能听命于人，任人摆布！他越想越感到愤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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