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我接受我党党中央的指示，也利用蒋鼎文的关系，由西安办公厅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作地下工作。担任少将待遇参议。然后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赴豫东日本统治区作情报工作。为便于联系和保密，我将办公处和电台设在安徽界首卜楼寨，以界首市内的说昌恒商行，作为联络中心。商丘、拓城、亳县、北平、上海等地，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这时我和刘子久同志已联系不上。于是我去西安，和李年同志发生横的联系，后来由李年同志将我的关系转报上级，同我党中央某部在西安的负责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商丘脱险：

1942年秋，我到日本统治的商丘城内部署工作，被日本特务发现了，他们报告了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通知驻商丘城内的伪军军部，要他们迅速四门加岗，协助宪兵特务搜捕我。军部命令部下执行这个任务。当时在该军一个担任营长职务的人（我党地下党员、我打游击时的大队长）得知此消息，立即通知我驻商丘的联络站主任牛景康（他的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牛景康急促跑回联络站，将此情况告诉了我。他慌忙地问，怎么办？

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他说：城门已经加了岗，还有日本宪兵，专为搜捕你，怎么能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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