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留在沈阳，虽然做不了情报工作，但我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1948年2月，国民党东北当局，将沈阳各大学的学生集中到中正大学，强迫进行“冬训”。冬训班当局捏造有“共产党分子混入”的谣言，大肆逮捕学生。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把他们保出来了。

1948年春，我军缩小对沈阳的包围圈。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我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提出以山东同乡会的名义，向同乡中的大户捐款，赈济失业同乡。我并暗地动员失业同乡，到解放区参加大生产运动。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记者，开座谈会，讨论东北形势。并要求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年2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何英芬同志带着五个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同志。我给了她一些精神鼓励和一点物质帮助。同年4月，邢国彦同志的爱人生了一个男孩。她在沈阳的亲友很少，产前产后，我都给了她一些帮助。同年秋天，东北战争激烈，沈阳人心惶惶；铁路交通中断，很多人争购飞机票，飞往北平。我去看望邢国彦同志的爱人。她说：她也想去北平，但抱着孩子，带着很多行李，上下飞机有困难；到北平又没有住处。我出钱给她买了行李票，把两只装满衣服的大木箱托运到北平。然后她抱着孩子坐飞机到了北平，住在我家。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在沈阳的亲友比较多；我也常去着望她，告诉她一些有关情况。她于1948年秋天，搭飞机去北平，住在她父亲家中。至此，被捕同志的家属，都已离开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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