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初，我就申请工业经济系（当时叫工厂管理系）党总支给我调查恢复组织关系，我几乎每月都要去找总支书记一次。总支书记总是说：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我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写过三封申诉信，请求调查研究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认为我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党委是否调查研究过我提出的请求，我不得而知，但我始终没有得到有关问题的确切回答。

1957年春，党内整风开始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连续三次书面通知我，要我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作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

到了会场，党委书记宣布开会之后，他接着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政之，无则加勉”。他并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人发言之后，我站起来发言。我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这是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我根据“知无不言”的政策，提的意见。5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 《人大周报》上，登出了我的“发言”（篡改了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天下午，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当时我的性情有些急躁，我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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