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按下章伯钧和罗隆基不表，先说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矛头直指的上海《文汇报》。

那时的上海，在柯庆施的领导之下。柯庆施此人，有着“毛主席的好学生”之“誉”。其实，细细考证起来，他原本的“美誉”并不是这一“光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去世之后，翌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讣告中，是这么高度评价柯庆施的：

“柯庆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①

这“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是对柯庆施的极高评价。

无奈，“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成了林彪的“专利”，也就不再称柯庆施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而是“降”了一级，称之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从此，一提“毛泽东的好学生”，人们就习惯地知道是指柯庆施。“文革”后，人们则戏称之为“上海的那位好学生”——谁都知道这是指柯庆施。

柯庆施知道毛泽东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理所当然地“紧跟”，在上海向《文汇报》发动猛烈攻势。

七月一日当天，《人民日报》记者从上海发来以下电讯②：

《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给上海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上海的五家报纸，今天都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各报社工作人员们都争相阅读，认为这篇文章给上海全体新闻工作者上了及时深刻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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