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艺术是姐妹花。在“反右派运动”中，文学劫难，艺术悲歌，姐妹花同遭霜凌。

“电影锣鼓”是大鸣大放的前奏曲。在“反右派运动”中，“电影锣鼓”自然成了“反击”的重点。

毛泽东的着名论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论断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最忌绝对化，而在“左”风盛行之时，却是最爱绝对化。

前面已经提及，这个论断绝对化，用于《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曾使费孝通受到讨伐——因为台湾的《海外》月刊在当时赞扬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同样，这个论断的绝对化，也使钟惦棐遭殃——因为他的《电影的锣鼓》，在当时被台湾所引用。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香港时报》发表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通讯《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这篇通讯大量引用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最后，这篇通讯写道：

“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反暴的锣鼓……”

这下子钟惦棐糟透了！因为他的《电影的锣鼓》，如今被台湾通讯社称之“反暴的锣鼓”，这还得了？！

于是，套用“敌人拥护”则“我们反对”的“公式”，钟惦棐也就成了“我们反对”的对象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时，发出对钟惦棐的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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