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大显身手的徐景贤，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赫赫有名的“左派”。其实，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以“左派”面目出现。那时，他不过二十四岁而已。

徐景贤参加了对于“电影锣鼓”的批判。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徐景贤和姚征人共同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论点》。

徐景贤说：

和所有的右派论调一样，“电影的锣鼓”首先就从根本上否定电影的成绩。它摆出一副谆谆告诫的姿态，强调所谓“过去的经验”，“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我们不仅要问：钟惦棐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行家，作为深知电影界内情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抓住几部影片在某一个城市里上座率较低的，滥施污蔑……

总之，钟惦棐之故意把工农兵方向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串在一起，决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克服缺点，而正是为了把工农兵方向连根拔掉。我们必须识破这种企图把澡盆里的孩子连同脏水一同倒掉的手法。

徐景贤“上挂下联”，笔头一转，把钟惦棐和上海的“右派分子”们联系在一起：

钟惦棐的论点，已经由右派分子的头目陈仁炳在上海加以实践了：民盟在上影的五次座谈会，正是从否定成绩着手，进一步地阴谋改变方向和篡夺领导的；钟惦棐说：“所谓‘传统’问题，在这里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于是，右派分子吴茵就立即呼应起来：“我的丈夫是中国电影的传统。”吴茵所主张成立的没有党员参加的民盟厂，由孟君谋当厂长，由吴茵自己和项坤担任艺术领导，岂不是很合乎钟惦棐的口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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