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在青年记者之中，三十二岁的刘宾雁要算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人物”了。

和王蒙、刘绍棠一样，刘宾雁是一个早熟的文学青年。

一九二五年元宵节的晚上，刘宾雁出生在长春市一个铁路职员的家庭。

一九四四年，十九岁的刘宾雁便加入了中共——王蒙是在十四岁加入中共，刘绍棠则在十七岁加入中共。

长春离苏联不远，而又长期受日本统治，所以刘宾雁从小就学俄语和日语。于是，二十来岁的他，最初迷恋于文学翻译，曾译了几本苏联的文学作品。

据刘宾雁自述：

“一九五一年以后，新闻工作几乎吸住了我全部的兴趣。对于文学，只限于关心，搞创作仅仅是未来的一种可能了。”①

刘宾雁在一九五五年曾遭到政治上的“麻烦”。幸亏公安机关在四个月之内破了案，使刘宾雁避免了一场“反革命”之祸。

此后，刘宾雁到三门峡和兰州采访。在兰州黄河大桥工地上的采访，促使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号《人民文学》。

紧接着，刘宾雁又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本报内部消息》。

刘宾雁的这两篇报告文学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刘宾雁曾这样说：

在很多人看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年底，已经出现了它的影子，那时评论界围攻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达到高潮。继之，一九五七年一月，在《中国青年报》会议室里召开过一次小型座谈会，讨论这篇小说和我的《本报内部消息》。会前，每人发了一份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就很说明问题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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