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成了普遍的规律：“右派分子”在“文革”中无一不吃“二遍苦”，雪上加霜！

这“二遍苦”，比一九五七年更苦：批斗，抄家，蹲“牛棚”，进劳改队，“扫地出门”回原籍……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有了新的称谓：

已经摘帽的，称之“摘帽右派”；

未划“右派”的（即当年的“中间偏右”），称之“漏网右派”；

未摘帽的，称之“老右派”。

这些“摘帽右派”、“漏网右派”和“老右派”一样，统统算作“右派”，统统算作阶级敌人——“五类分子”！

细细考证起来，这“五类分子”一词，最初始于“四类分子”一词。

细细考证起来，这“四类分子”一词，最初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

“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

这“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简称“地、富、反、坏”。

“五类分子”的提法，见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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