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定远县读者葛先华先生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来信:
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反右派之前,我风华正茂,在水利部治淮委员会下属佛子岭水库任器材接运站站长(正科级)。我虽不是党员,但受到提拔重用,因为我完成任务很好。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我被‘深挖’出来,说我是“极右分子”!
我被斗争达五个月之久。我坚决不承认,据理力驳,弄得所谓“左派人物”在“批判斗争”会上哑口无言。最终,以所谓“抗拒从严”以及用所谓“历史问题”,对我升级加码,成了“四料坏蛋”,即“反革命”、“极右派”、“叛徒”、“富农”,判刑二十年!“左派”们说我,“头上害疮,脚下流脓,反革命加右派,坏透了!”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在“文革”中,我是双料坏蛋,死老虎,天天斗。当时说我死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彻底平反,在安徽定远县一所中学担任总务主任。现在我在老年大学学习。
“内划右派”竟找不到平反的依据
四川离休干部梁全海先生一九九六年一月来信:
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正如先生所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右派运动尽管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却未曾有过一本反映这一历史悲歌的长篇。”先生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来写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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