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人民文学》工作的老编辑涂光群回忆说，1953年某天，丁玲到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人民文学》编辑部来和大家聊天时，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

张凤珠也说过：“五十年代我看过丁玲写给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我记得她信里一句话说，50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

就性情而言，丁玲是一个不愿当官只想写作，不爱管人管事，只爱自由自在的人。更何况丁玲的官当得并不十分如意。1979年11月，她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回忆起当年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时的情形说：“我到文艺处去是乔木同志跟我谈了三次话。我说，我不是这个材料，还是让我搞创作吧，乔木同志也讲，支持你搞创作，知道你不是做工作的人，但是现在没办法，你要来做一个时期。我去了，在那里‘混’了二年多，没有做什么工作。我在那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嘛！严文井同志可以证明嘛！乔木同志说，给丁玲一个办公桌，弄间房子，让她每天来办公。但没有人给我弄桌子，也没有人给我弄房子。我每次去，不是在林默涵的办公桌边坐一会儿，就是在严文井的房子坐一会儿，就这么混了一年多。”

当时的中宣部在中南海里办公，文艺处只有丁玲、林默涵和严文井三个人。她感觉很累。后来她回忆那时的情况说：“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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