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改革要的是全方位的综合效应。经济体制改革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

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克服领导体制上的权力过于集中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领域方面，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但是，这一时期的措施，多属于消除“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政治体制造成的创伤，基本上是一个恢复期。在恢复中也有改革，但改革是单项的、浅层次的。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发出了要全面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强有力的信号。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严重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脱离广大群众。如不认真改革，就不能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过去发生的像“文化大革命”那种问题，今后就还可能发生。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高度责任感和观察社会问题超群的洞察力，从改革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改革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上，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目的。

之后，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现行制度存在种种弊端。

弊端之一，严重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同我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和管不了的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人浮于事，官气十足，互相推诿，打击报复，专横跋扈等是其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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