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和生,四川省乐山市人。1981年毕业于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数学系。1981~1988年任教于四川乐山五中等,曾荣获乐山市级优秀教师称号。1988~1991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获硕士学位。1998年5月~8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1991年以来就职于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现任该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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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1853年。荷兰南部。荷兰第二大省北布拉班特。3月30日,大约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后,在离重要城市布雷达约80公里的津德尔特,一位浅红头发的男婴呱呱坠地。如果把一头鲜见的红发算作一种重要特征,那么,这孩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该算作是一种神秘了。恰好一年前(不早也不晚,就在3月30日这一天!),父母先已生下另一位男婴。这位男婴带给父母极大的喜悦,这不仅因为他是头生子,而且更因为,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30岁,而母亲已经33岁了。沉浸于幸福之中的父母为这位男婴取名文森特·威廉·凡·高。然而,也许正像有人所说,幸福总是为不幸所包围,就像海上的孤岛。至少,对于这对情感虔诚、品德高尚、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夫妻,中年喜得头生子的幸福短暂得令人伤心。姗姗来迟的儿子只活了短短几个星期,便重又消失到永恒的黑暗和虚无之中,让他们猝然面对一片无边的悲哀。这悲哀已足以令人心碎,更何况,在这悲哀之外还隐隐另有一种恐惧:毕竟,孩子的母亲已经33岁了,而孩子的夭折是否意味着某种更大的、永远的不幸呢?--直到第二个孩子又从浑沌和希望中孕育而来、并降生于世。多半出于对长子的深情眷念,也出于某种隐秘难言的期望,父母没再为次子(实际上的长子)另取名字。于是,这位一头红发的孩子承继了死去兄长的姓氏。在北布拉班特麦浪滚滚的黑土上,文森特·威廉·凡·高没有再次死去(如果将姓氏看作真实象征的话),带着一头火苗般的红发,他长大了。 孩子的父母成婚于1851年。父亲提奥多勒斯·凡·高(1822-1885),荷兰归正会(属基督教新教)津德尔特教区牧师;母亲安娜·科妮莉亚·卡本图斯(1819-1907),荷兰海牙一位法庭资料装订员之女,这位装订员曾经装订了荷兰第一本宪法,因而被美称为国王的装订员。提奥多勒斯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一共养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6个儿子,他是第四个。弟兄6人中,就只他一人并非十分自愿地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事业。1849年,提奥多勒斯毕业于乌得勒支神学院,随后在北布拉班特津德尔特定居下来,由父亲亲自洗礼做了牧师。北布拉班特省是一个天主教大省,境内居民绝大部分信奉罗马天主教。这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相对立的荷兰归正会属于极少数派。……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完卡夫卡的《变形记》,强烈地感受到主人公格里高尔以及小说作者对人类之爱的无限渴望。我认定作者是一位深怀温柔之心的人。后来,近十年前,我在《超越此岸的存在》一文中还专门谈到,虽然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一般黑暗,但人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最终还是至深的人类之爱。后来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卡夫卡自己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在某处写道: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 卡夫卡,这位二十世纪上半叶无名的骑士爱情歌手,他的歌正是来自地狱的天使的歌,是骨子里温柔的歌。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层面需要指出:其一,要把卡夫卡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狱之歌感受为温柔的天使之歌,显然需要一种特别的接受美学。关于这一层面,我不打算多作讨论,因为它太复杂;或者,毋宁说,它是一个美学问题,无法通过讨论来解决;我只是认定卡夫卡之歌是彻骨地温柔,并名而正之。 其二,当我们感受和领悟卡夫卡天使般的温柔之歌时,不要忘记了它来自地狱的最深处。关于这第二点请允许我略作表达。 就卡夫卡而言,地狱及其最深处的含义十分复杂。那或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阴森可怖的地下室;或许是令他恐惧和颤栗的父亲(包括他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温暖的家庭);或许是他(以及我们)身外这个充满欲望和缺憾的物质时代;或许是他自己那空虚得宛如子虚乌有、却又充足和复杂得随时可能爆炸的内心世界;……而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几者兼而有之。对于我来说,探讨卡夫卡之地狱及其最深处的含义十分重要,因为我认为,只有深知卡夫卡的地狱之叵测和黑暗,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和领悟他那爱与生命之歌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