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耀州城向西北走，穿重重云雾。经几多逶迤，过沟梁峁壑，跨河桥村镇。大约行六十余公里左右，便被一座尖削陡削的山峰堵了去路，这座山峰就是堡子山。它即是桥山山脉余脉子午岭段长蛇岭堆垒出的一段龙脊似的山梁的最南端。这条山梁南北走向，横亘在照金街和文趟村之间，将公路也分为绕梁而通的二条干线，一条通照金街，一条通文趟村。在文趟村北头有一个漏斗状的山坡水面坡，可通往田峪村。文趟村背依一座尖削如锥的山峰，是照金东面的屏障，这就是锥子山。据史载，明崇祯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明末农民起义的豪杰好汉郝临庵、独行狼及其部属四百余人就被洪承畴“围剿”在了这里。

据《明史·卷二六八》载。明崇祯二年：“七月，陕西贼炽。”可见陕西是农民起义首先爆发并形成燎原之势的地方。这不外乎几个原因：首先陕西地瘠民贫。生产方式落后，而封建剥削却不比别的地方轻，反而更见沉重。如以厉民最甚的赋税加派来说，明统治者只规定按地亩加收赋税，而省份的贫富不为区别，田土的贫瘠不分等级。陕西地广人稀，特别是陕北，赋税加派反而因地广而课重，百姓不堪重负，生活异常维艰。其次，陕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陕北。旱灾肆虐，土地干涸。如万历(公元一五七三一一六二零)的四十八年间，有灾荒记载的竞有二十五年。而天启(公元一六二一一一六二七)、崇祯(公元一六二八一一六四四)年间，又是灾荒连绵，甚至奇荒大作。如陕北延安府，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一年无雨，乃至草枯木焦。是年八、九月间，百姓已食山间蓬草。至十月后，蓬草食之殆尽，百姓只好剥食树皮，而到年终。树皮又已尽，百姓又只好挖掘山中石块而食。食不数日，则大部分百姓腹胀下坠而死。饿殍遍野，死者比比，枕籍山谷，其状惊心惨目。成群的饥民不甘等死，因而灾荒便成为起义的导火索。此外，陕西又是边防重地，明府在此驻屯有重兵，兵饷短缺，常有叛兵叛卒出现。天启年间。数日无饷或经年无饷。崇祯初年，有的驻兵缺饷达三十六个月之久。因至相率而逃或聚众反叛的事件层出北有照金不穷。这些叛兵叛卒，平时从事劫掠，而当农民起义发生时，又纷纷相从揭竿而起。最初在陕西揭竿起义的有府谷王嘉允、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肤施(今延安)张献忠。另有点灯子、孪老柴、独行狼、郝临庵、刘道江、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神一魁等等，所部数万之众，出没于陕西和山西一代。这时的起义军基市无统一组织，以逐粮为目的，各自为战，分台无定，遇见官军胜则进，败则逃进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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