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至此,大家就知晓宋代的治理逻辑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第二个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时20岁,很年轻。中国历代搞激进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轻人,比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还有之后的清光绪帝。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大破大立。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当时并不是主流人物。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权重,暮气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故而骄纵得很。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个另类,有勇气、愿意担当、敢于打破所有陋习的人,破坏所有的既得利益。王安石正是这样的人选,他常年在地方工作,个性骄傲,胆子很大,他对宋神宗讲过一句胆大包天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与商鞅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颇可以前后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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