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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265~589) 三、佛教道教典籍的翻译和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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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源于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交传入我国。道教则产生于中国本土,是东汉的张道陵创立的,是由古代巫术、神仙方术演化而来的。

据三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最早传入我国的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的一部佛经《浮屠经》。佛经的大量译介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太子安清,字世高,来洛阳译介佛经约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桓帝末年月支人支谶也来到中国,译出《般若道行经》等二十三部七十六卷。

三国时,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谦在吴译出《维摩诘经》等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这是江南最早的译本。

西晋时竺法护先后在敦煌、长安、洛阳从事翻译,译有《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正法华经》等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东晋以后,佛经的翻译由于受到官方的重视,由个人私译转入集体进行官译形式,出现了译场组织。东晋庐山般若台、建业道场寺、姚秦长安逍遥园、北魏洛阳永宁寺、北齐邺都天平寺、北凉姑臧闲豫宫、刘宋祗洹寺、萧梁华林园等都是有名的译场。前秦时,释道安是译场译经的主持者,在他的监译下,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并对以前的译本进行校理,编著了《综理众经目录》。后秦弘始三年(401)文桓帝姚兴迎天竺鸠摩罗什法师在“西明阁”、“逍遥园”等处译经,并召集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名僧协助,译经三百多部。所译《大品般若》、《法华》、《维摩诘》、《首楞严》等经都是大乘重要的经典。与此同时还有佛驮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一年(415)在建康译出的经论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最有影响。东晋时法显(约337~约442)曾到印度求经,居印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回国后,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六部二十四卷,同时著有《佛国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往返时的见闻,成为一部重要的古代佛教史料和中外交通史料。昙无谶,天竺僧人,译有《大般涅槃经》等多种经律,其中《佛所行赞经》,是佛教大诗人马鸣所著,以韵文叙述佛一生的故事,饶有文学意味。拘罗那他,即真谛,是古印度优禅尼国人。他受梁武帝聘请来华,先后流寓于苏、浙、闽、赣等地,后到广东,共译经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影响较大。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到南北朝末,我国一共有译经一九一三部,四五七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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