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日上三竿,我到停车场上开了菲茨斯蒂芬的车,把嘉波莉和赫尔曼太太送到小海湾边的那座宅子里。姑娘一副没精打采之状。跟她说话时,她连笑笑都很勉强,自己更是一言不发。我起初还当她是因为就要重返她跟科林森一起住过的地方,大慨心里很不痛快吧,可是到了那儿,看她进屋时却并没有半点不情不愿的样子,旧地重来好像也并没有加重她心中的不快。
吃过午饭——从这顿饭上可以看出赫尔曼太太烧菜倒是有一手的——嘉波莉说她想要出去走走。因此我就陪她到墨西哥人的小村子里去看看玛丽·努涅斯。那个墨西哥女人答应明天就重新再来上工,看来她是很喜欢嘉波莉的,可对我就不喜欢了。
回去时我们改走海滨那边,在乱石纵被中寻一条小路走。我们走得很慢,姑娘的眉心拧成了一个疙瘩,一路上谁也没说什么,直到离住处还不到半英里时才打破沉默。这时嘉波莉在一块圆顶大石上坐了下来,太阳早已把石头烤得热烘烘的。
“你还记得你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吗?”她讲得好急,话说出来就像放连珠炮。
看来她心里很害怕。
“记得啊。”
“那就再对我讲一遍,”她一边央求,一边就把身子挪了挪,坐到大圆石的一头去。“快坐下来再对我讲一遍——从头到尾再讲一遍。”
我就又给她讲了一遍。我说:根据耳朵的形状来推断一个人的性格,就好比凭星象、茶叶渣、沙盘占卜之类来算命一样,是很荒唐的;要在自己身上找起精神失常的证据来,肯定谁都可以找上一大堆,因为人只要不是呆子,谁的脑子都不免像一团乱麻;依我看,她长得倒是极像她的父亲,所以血管里戴恩家的血是多不了的,就算按照那套说法这种名堂真能遗传,传到她身上也才那么一点,给她的负面效应决不会很大;要说她对别人的影响,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她的影响就一定比常人来得大,其实人对异性的影响,恐怕往往都不见得是很好的,再说她这么点年纪,还不好算很懂事,一心想的是自己,未必就能正确判断自己在这方面到底有多少异常;我过几天就可以证明给她看,她之所以会遭到这许许多多麻烦,根源不在于身上有什么祸祟,答案要明确得多、合乎逻辑得多,也可恶得多;另外她要把吗啡戒掉,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她的瘾应该说还不是很大,而且她的个性也很有利于把嗜好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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