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你道他说些甚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甚么！将就送了他罢！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抚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

看看没甚事，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继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正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帐略，交给管德泉收贮。

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作商量。那人道：“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道：“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来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甚么白铜？有多少货？”子安道：“大约有五六百担。我已经打听过，苏州、上海两处的脚炉作、烟筒店，尽有销路，所以和继翁商量，打算买下来。”我道：“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子安道：“听说是云南藩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我道：“方才来的是谁？”子安道：“是个掮客（经手买卖者之称，沪语也）。”我道：“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继之道：“你认得前路么？”我道：“陈稚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藩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子安道：“何以见得？”我道：“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厘上税的了。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厘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继之道：“他是个官家子弟，扶丧回里，怎么沿途赴席起来？”我道：“岂但赴席，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时到的上海？”子安道：“这倒不了利，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我道：“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藩台的少大人住在哪里。那茶房道：“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少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说罢自去。过了一会来说：“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保栈去了，住在楼上第五、第六、第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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