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一伐中原之后,间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后,间之以文鸯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无他事以间之者,何也?牛头山之战,全乎败者也;铁笼山之战,初胜而终败者也;洮西之战,则全乎胜者也。不全乎胜则士气沮,全乎胜则士气锐。锐则可以及锋而用焉。此四伐之师,所以继三伐而即出欤?
邓艾有“五必出”说以料蜀,姜维亦有“五可胜”之说以料魏,彼此若合符节,而料其出则果出,料其胜则不必果胜,则以维之所料,已为艾之所料故也。故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己,则不得谓之知己;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
四伐之败与一伐等。盖一伐之役,句安陷焉;四伐之役,张嶷死焉。其失固相类也。然为国讨贼,虽败犹荣。一伐之时,未学武侯之自贬;四伐之后,亦学武侯之自责。君子于其败而哀其遇,于其贬而怜其心。
有毋丘俭之讨司马师于前,又有诸葛诞之讨司马昭于后,两人皆魏之忠臣也。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国。人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为矣。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蒯通曰:“桀犬吠尧。”亦自比于狗;赵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亦自比家将于狗。若后世无义之徒,正狗之不如耳。
司马昭之攻诸葛诞也,贾充劝其挟太后、天子以亲征,此则从前未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岂尝挟献帝而俱行乎?其挟帝而俱行,惟许田射鹿之时则有之;至于挟太后而俱行,则又何尝有之乎?曹操所不为而司马昭为之者,恐我出而天子在内,则曹芳之血诏,亦曹髦之所欲发也,故必挟天子而后可以无恐也。又恐天子虽在外而太后在内,则太后之诏可请,而城门可闭,亦未必无曹爽故可也,故必挟太后而后可以无恐也。凡乱臣贼子,欲效前人之所为,往往较前人之心又加危,较前人之心又加慎。嗟乎!人之窃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娱乐耳;乃防患虑祸,岌岌不宁以至于如此。人亦何乐而为乱臣贼子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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