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之进兵于新城，魏无衅之可窥；若孙綝之进兵于寿春，则乘魏之衅而动矣。毋丘俭之讨司马昭，犹惧吴之袭其后；若诸葛诞之讨司马昭，则吴且为之援矣。綝之事易于恪，诞之事易于俭，而迄无成功者，是綝之才不如恪，诞之才亦不如俭也。然吴有不降贼之将，则于诠一人为忠臣；魏有不降贼之兵，则诸葛诞数百人皆义士。君子谓吴之一人，可以愧吴之众人；而诞之数百人，愈以重诞之一人云。

“威克厥爱”，为将之道固然，而用法太严，御人太酷，又必败之理也。朱异不杀，则吴将不至离心；文钦不诛，则魏将不至解体。读书至此，可为严酷之戒。

曹操筑土城于潼关之西，地高而无水患；司马昭筑土城于淮水之南，地卑而有水患。无水患，则城难堕；有水患，则城易堕也。而天雨不降，淮水不发。与寿春相拒数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势，而曾不及铁笼山一井之涨溢。此实天意，岂人事哉！此谯周《 仇国论》之所作也。

谯周《仇国论》，不过以成败利钝为言耳。其不作于武侯伐魏之时，而作于姜维伐魏之时者，盖武侯“非所逆睹”一语，已足以破之矣。使人尽明哲，孰竭愚忠？使人尽知天，孰尽人事？故后世人臣有报国之志者，愿读《出师表》，不愿读《 仇国论》。

闻魏之衅而起，闻吴之败而止，此姜维五伐中原之师，所以一出而即返。前于三伐、四伐之时，魏军中早有一邓艾为之设谋，为之画策，而维与艾尚未识面；直至此回，而又先见其子，后见其父。及既见之后，而又略战而退，未及大决雌雄。其事之纡徐，文之曲折如此。读书至此，又乐得而观其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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