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儒易，埋葬思想难。压迫本身便是一种记录，证明曾有异端，令人恼火。现在的中年人，都有印象的，是小时候，从各种批判文集中，觇知还有那么多奇怪的人，想些奇怪的事。学术机构里的人，有图书馆可用，而对普通读者来说，孔孟的观点，要等到“评法批儒”才有机会了解。设想“文革”果然进行到底，孔孟的书销毁无遗，后人还可通过批判文章，了解他们的想法。正如孟子力拒许行，许行的观点竟赖《孟子》以传。

我们知道鲍敬言这个人和他的观点，也是通过其对手——晋朝的葛洪——写的一篇《诘鲍》。葛洪，有人把他归入道家，其实应属儒之好神仙术者，身在江海，心系组织，碰上有碍名教的事，比名教中人还要痛心疾首。比如鲍敬言在那里大放厥词，“不闲尺纸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的责任人无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葛洪，只好越俎代庖，痛心而长慨了。

鲍敬言代表的，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那时还没有现代的政治国家的概念，所以他的主张，是以无君论的面貌出现的。儒家说君主是天意所命，鲍敬言说，那不过是想做君主的人瞎编的话。他的出发点也不新鲜，和几位先秦诸子一样，不过是认为人的原始状态才是最好的，大家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如击壤老人所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为使这种状态成立，他必须设想连自然界也对人类十分友好，“疾厉不流，民获考终”，连饿虎也不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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