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经，最上心法是“多磕头，少说话”。所谓少说话，是连奉承话也不要胡乱多讲，因为人主和平民一样，也每用屁股思考，不妨把拍马屁想象为拍人家的脑袋，便知当慎之又慎了。明代嘉靖皇帝，去湖北探视父亲的陵寝，路过河南。时在河南做官的胡瓒宗写了一首迎驾的颂诗，若干年后被人告发，几乎兴成大狱。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湘竹英皇泪不磨”，用的是舜帝南巡的典，来恭维嘉靖。但胡瓒宗忘了，舜帝南巡，死在苍梧之野，就没回来呀，嘉靖说他诅咒，难道冤枉他了吗？

胡瓒宗也算是有些学问的人，稍一马虎，换来四十大板，寻常的顺民，当知戒惕。写颂诗谀文，实有风险，应该留给有学问的人去做。雍正时的大官邹汝鲁，写《河清颂》，用了《尚书》里的典，不料雍正不喜反怒，几乎杀掉邹汝鲁，逼得他只好承认“臣实不曾读过《尚书》”。没读过《尚书》，你写什么《河清颂》呀！那时不像现在，学者谀时颂圣，出了纰漏，顶多大家笑一场。古代人际关系紧密，对方的屁股不舒服，你的屁股便有血肉横飞之虞。

那么，古代专制社会的愚民政策，是否遇到两难呢？一方面，要尽量把教育限制为训练；另一方面，又需要顺民的表态。我想，古人有自己的解决之道，便是强调社会分工，或叫“本分”。人们各依身份，用各自的方式表达恭顺。识字不多的人，本分是望尘舞拜，至于写诗弄文，最好想也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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