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那么个时代，诗歌铺天盖地。我们在报纸的二版或四版上看到一两首诗，毫不觉得异样，也不把目光挪开。我们读诗。他们写诗。那时候，一个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自称诗人，不用担心周围的人会一哄而散；一个丈母娘，对女儿嫁给了诗人，也不觉得大祸临头。——这些并不是发生在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或海外仙山上的事，而就是三十年前，我们国家的事。

三十年。发生了什么，改变如此之快？是这个民族精神上已丰腴有加，不再需要诗歌的滋润，还是减肥成功，容不下那些短行的赘物？是应该怪罪你我这样的人过于志得意满，看不起所有细腻的感受，还是该褒奖制片人和广告商，提供热烈的公共消遣，使我们有好多理由，没有一点时间，和自己厮混？也许，这个现象不过是某个进程的附属品，而那个进程，大家都知道，正把我们这一大群人，改良为绰绰有余、作作有芒、振振有辞、津津有味、全无心肝的成功人士。

《春秋》责备贤者，如今是冬夏，那就责备弱者吧。我们的白话诗人，一百年来，越来越不在乎锻炼语言，而如果诗歌只是用日常语言，表达日常情感，还有谁不是诗人呢，本土的茹尔丹准要说，原来我已经说了四十年的诗了。须知，精致的表达不一定是诗，但诗一定得是精致的表达呀，精致的表达加上非常的感受如“纵做鬼，也幸福”者，才是我们想看的，相反，“在城里干活不仅要流汗，还要用脑子”这种日常加日常的妙句，再伟大也不太像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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