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如果写得好一些，现代人就叫他文学家，——这也无所谓了，反正“文学”里早已什么东西都有，犹如文联里什么人都有。是的，文学早已被普遍理解为带有“文学性”的文字，而“文学性”，听起来不知所云，但据说实有其物，可以在“只盼坟前有屏幕”这样的诗歌里或小说里找到，也可以在说明书或广告词里找到，正如行家可以在乡下的蓝门帘子或上古的瓦罐上找到“艺术性”一样。

麻烦的是，如果我们讨论古代的文章，不知道是拿文学的尺子，还是修辞的尺子去衡量。比如今天要说的韩愈，是一位修辞大家，但顶着文学家的帽子。如果去摘这帽子，好多人要不高兴，若在帽子下说事，又将对韩愈不恭，该怎么办？

韩愈的诗，前人也不都觉得好，如王夫之说他的诗“以险韵、奇句、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不过，韩愈的散体文章，极少有人说不好的。

后世文人读古文，写古文，是高雅的事，其所谓古文者，不是典谟训诰，甚至也不是左国史汉，其根源，尤其是心法，倒在韩、欧那里。我们看一部《古文观止》，韩愈一个人的文章，收了二十多篇，再看今天大家用的成语，来自韩愈的，有一百多条，比来自《诗经》的还多，便知他的影响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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