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堪称文坛最感人的一段佳话。

一九五四年《秧歌》中文本出版，张爱玲拿到样书后，先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

她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本书在技巧上是个新的尝试，努力做到胡适在评《海上花》里所称许过的“平淡而近自然”；二是因为她正在努力筹划去美国，到时或可与胡适相见，这本书就权作敲门砖了，这便如同当年她抱着《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的手稿拜见周瘦鹃一样。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后来我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海上花》之于《秧歌》的最大影响体现在文风和结构两个方面：

前者自是张爱玲一再重复的“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后者则是指穿插的写法和切入的视角——《海上花》是通过一个外乡少年赵朴斋在上海的见闻来描写风月生活的；而《秧歌》亦是通过月香和顾冈的视角来看乡村生活。月香在上海做帮佣，做了许多年，已经不再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导演顾冈来乡下冬学里教书，搜集电影创作题材，更是上海人看农村，他看到了难以想象的饥饿与贫穷，然而“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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