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应该从举子杨浑之叩开了宰相段文昌的朱门说起。

段文昌算唐代少数几位早年孤寒的宰辅之一。当年流落荆楚，江陵人经常看见他靸着破屐，游荡街头的潦倒身影。有一日骤雨初歇，道路泥泞。街边有一个巨宅，门下一片水洼。半醉的段文昌旁若无人地脱掉了鞋袜，一边在水洼中洗脚，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做了节度使，一定要买了这个宅院。周围传来一片嗤笑。

后来，段文昌辗转来到成都，栖身于西川节度使幕府，卷入了刘闢叛乱。高崇文杀入成都后，段文昌和同僚们狼狈地素服麻屦，衔土请罪。不过，高崇文心知，这些书生不过是被刘闢胁持而已。他不仅厚赠路费，让这些名士回长安，还草拟表章向天子荐贤。不过，表章上独缺了段文昌的名字。高崇文恭敬地对他说：“君必为将相，未敢奉荐。”

年光似水，转眼过去。潦倒半生的段文昌果如高崇文之言，扶摇直上，当到了宰相。他用加倍的豪奢，来洗刷贫穷带来的辛酸回忆。服饰玩好、歌童妓女，段文昌无一不好。出入公堂，没有铺地的锦绣，他是绝不落脚的。在家濯足，他只用金莲花盆。当年洗脚处的巨宅，也早被段文昌一掷千金，买了下来。段府的厨房号称“炼珍堂”，由任职四十年的老婢担纲。人们都尊她为“膳祖”。炼珍堂中，役使的女婢有百名左右，经筛选只有九人获得老婢的认可。精于饮馔的段文昌还自撰《食经》五十卷。《旧唐书》批评他“奢侈过度，物议贬之”。可段文昌却理直气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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