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康生完成了他从上等阶层任性的宠儿到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的转变。他被卷入了党的初创时期一些里程碑的事件中：一九二五年声势浩大的反英抗议活动、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的城市起义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破坏性清洗。在中国最大的城市所度过的九年时间里，康生还为他安全和谍报专家的声誉打下了基础。

上海，向每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招手。当一九二四年七月康生第一次在它的大街小巷里徘徊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拥挤的城市和远东最大的西式城市。对一位生气勃勃的二十六岁青年人来说，上海提供了各种惊人的可能性：不受约束的商业形式，精力充沛而有想象力的市民，赌博、毒品走私和卖淫的地下经济社会网络。观察家们以各种各样舶语言描述上海：诸如“一个待售的城市”；赌徒、骗子和其他冒险家的天堂；一个财富可以很容易挥霍一空的地方。或者偷窃：大量有钱人吸引了同等数量的小偷。上海是个名副其实充满机会的城市——从商业到文化、从犯罪到革命，它引诱者人们，甚至在他们的美梦已成泡影之后依然如此。

作为那时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城市，上海有许多外国居民，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上海，革命者的避风港人和菲律宾人。在亚洲，没有其他城市能够同它的复杂多样化相比较。沿着混浊的黄浦江边伸展的宽阔大道外滩，和热闹拥挤、领导内地潮流的购物街南京路，都矗立着时髦的装饰派艺术风格的摩天大楼。宽敞而又富丽堂皇的房子，座落在用围墙围起来的院子里，优雅的住宅区到处是花坛和树木。舒适的公寓楼里居住着日益增多的商人和专业人员等中产阶级。许多法国风格的街区住房延伸到“法租界”，帕卡德（Packard）、拉塞尔（La Salle）、奥德斯莫比尔（Oldsmobile）、福特和其他由受雇司机驾驶的外国小轿车，穿行于拥挤的苦力和人力车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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