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清洗而引发的政治迫害，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侵略中国，这迫使国民党再一次和共产党结成脆弱的联合。在此之前，共产党一直自信革命即将在中国舞台上滚滚向前，相反却发现到处都是紧迫的危机。威胁迫使一些中国共产党员流亡，逃往像汉口那样的内地城市，那儿国民党左派依然欢迎他们；或者逃往香港，那儿英国法律提供了防范国民党秘密警察的保护措施。但是许多共产党员在上海转入了地下，只有靠小心谨慎和伪造身份来保护自己。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包括在五卅运动中赢得卓越声望的年轻劳工鼓动家李立三，他装扮成一个古玩商人；还有康生在上海大学的老师邓中夏，邓化装成一个理发师。

康生也留在上海，在法租界过着共产党员的秘密生活，由于他的机智和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加上日趋谨慎和对都市生活方式或世态的熟知，他存活了下来。他熟悉上海的胡同小巷，他了解上海豪华旅馆和大百货商店的进口和出口，他后来自夸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抓住他。就这样过了六年，直到上海变得异常危险，康生才不得不撤退，前往莫斯科。

康生不仅仅熟悉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按照一位后来移居香港的左翼作家的说法，康生的生活就像其他许多来上溥求学的富有年轻人一样。在一○年代中期，电影院和舞厅尚属风毛麟角，因此他们的时间大都泡在中等妓院里，那儿的风俗允许他们一边同鸨母们喝酒，一边怀着免费性交的希望同妓女们调情。上海大学的男学生，同其他意识形态不强的学生并无二致，一样寻求娱乐，尽管他们以“调查社会弊病”之名，为自己寻求快乐的行为辩护。也许如这位作家所说的，康生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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