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莫斯科度过了接下来的四年时光，完成了他的政治教育并且成为政治恐怖方面的全才。他频繁而密切地同苏联秘密警察来往，度过了斯大林“大肃清”时期最黑暗和恐怖的日子，逐步深入了解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秘密警察的价值。在他回国后的五年里，康生常常自夸他在莫斯科什么也没学到；对苏联官员他还会嘲笑地补充说，否则他会陷入“教条主义”——毛泽东主义者称呼盲目跟从俄国人理论的术语。

然而，康生在苏联学到的东西，帮助他在以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为大陆的统治权而战斗的十二年时间里，爬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

当康生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是世界上激进主义者的首都，“社会主义的圣城”——这是革命能够成功，能够消灭旧翩度，并且在共产党统治下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明证。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推翻沙皇并夺取权力以来，莫斯科的革命光辉吸引了数百名年轻的中国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共产党送来进行特别训练的。但是也有一些年轻的国民党人，那时国民党还是个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政党；比如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有其他理想主义的、自由流动的激进分子。

当康生和曹轶欧抵达那儿的时候，莫斯科除了为鸟托邦式的向往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魅力。郊区显得肮脏，人民穿着毫无生气、未经洗涤的衣服，穿者身上并散发出一种“羊粪般难以容忍的气味”；商店外面排着长队；餐馆里菜单上列的大部分菜肴是点不到的。莫斯科这些物质外观对习惯于肮脏和贫穷的中国访问者来说，并没有引起震惊。但是俄国人的饮食，特别是新鲜蔬菜的缺乏，对于他们来说是甚感艰难。苏联的经济政策，从那时候到最近，一直把重点放在军事和重工业上面，以牺牲全体公民的福利为代价。当时像现在一样，俄国人的产品质量很差：他们生产的锁，要么是锁上了打不开，要么是打开了锁不上，要么是既打不开也锁不上：门与门框的楔合是如此糟糕，以致必须用纸和破布堵住门隙，截断穿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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