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王明，康生才得以使自己身处中国共产党的菁英名流之中。但是他晋升为秘密机构的领导人——一个已变成与康生的名字同义的角色——与其说是因为他在利用王明的庇护时所玩弄的技巧，不如说是因为共产党在反抗国民党的战争中随着失败而来的危险。可以这么说，康生的擢升归功于每一位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而不是幸运；促使他从地下党的组织者转变为特务和暗杀者的是时运。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清洗共产党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党渐渐加紧了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控制。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和许多较小的城市里，国民党控制了政府机构，并动用警察、军阀和特务机构来同共产党作战。一场消耗战接踵而来，国民党通常占有优势。即使在人种混杂的上海，政治上、外交上和法律上的各种漏洞对各种秘密组织都很有利，但中国共产党长期幸存的可能性看来似乎很微小。

但是共产党并不是轻易就被击垮的对象；被不共戴天的敌人所包围，他们学会了如何使自己藏身于上海的喧嚣混乱之中。上海市警察局特科档案卷宗描绘了康生和他的同志们栖居的黑暗世界的戏剧性画面。中国共产党渐渐形成了一个无穷尽的基层组织网络，它们被划分成非常独立酌部分，以确保任何个人的被捕，都不会向警察提供更多的情报。共产党发明了一种复杂的控制规则，其中多数是模仿苏联人的：干部在街上不准谈论政治；开会人数不得超过五人，时间不得超过三小时；会议地点不准一星期使用三次以上；任何时候在任何党的“机关”，到场人数不得超过七个人；如果一位同志被捕了，同他有联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立即转移（这个规定说明了为什么警察偶尔突然搜查备有家具的公寓，而里面的房客却消失了）。共产党还掌握了显影墨水的技术，将秘密情报写在那些看来好像是每天来往于朋友或情人间的信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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