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四〇年，康生已经对其他人的生活蒙上沉重的阴影，但是他渴望获得更多的权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极其无情地扩展他的权势，因此他成为共产党内上下阶层干部心目中的恐怖象征。

康生在一九三九年强化了他对社会事务部的控制，在四年代的最初五年里身兼两个秘密警察机构的首脑，并且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人物，这大大提高了他作为一位党领导人的威望。康生操心着安全和情报事务，在党校发表演讲，出席党的最高层会议，同毛泽东和江青交往，并有条不紊地运用斯大林的方法来对付延安的共产党员。

利用不断增长的独裁主义的倾向——已经受到“白色恐怖”、长征、抗日战争以及对国民党进攻的恐惧的鼓舞——康生使秘密警察成为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的最后仲裁人。四〇年代初期，理想的机会确实来了，当时毛泽东授权他监督“整风运动”。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塑造了共产党领袖的各种政治手段，并且从那时到现在，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随着毛泽东加强他对党的控制，暗中挖王明墙脚的运动因而加剧。王明则继续利用他那帮在苏联培训过的支持者和他在共产国际的关系，来向毛泽东作为党最高领导的地位进行挑战。有一次，单单一句话就能给康生用来反对他先前的庇护人王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写了一篇名口《论政策》的文章，文中如此声称，“陈独秀（和）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说服毛泽东重新修改那一节，不要使用“路线”这个词——这个删节减弱了陈独秀和王明是一贯错误的印象。康生来到毛泽东那儿，告诉他“不写路线这个词是个原则问题。”在毛泽东的耳边低声叙说他的看法，成为康生最喜爱的手段，这使他能够在没有其他领导人知道的情况下起作用，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为毛泽东值得信赖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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