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早就有远古社会考试制度的传说，西周时代就有考试制度的萌芽。两汉时期正式确立了太学的考试制度和察举制度，这对于两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也为古代的考试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汉代的察举制度，权多操纵于诸侯王、公卿及地方官吏之手，为地方官和世家豪族所垄断，层层推荐往往只凭声名而不重才行，终于形成“以族为德，以位为贤”(王符《潜夫论·论荣》)的局面，难以察举出真正的人才。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长期分裂动乱，学校教育中的考试制度和社会选士中的察举制度都不大健全，为适应门阀士族集团的要求，创立了九品中正制，中正官都由著姓士族担任，门阀士族集团控制了选士大权，所以九品中正制只能“计资定品”，按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必然会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即使举行考试，也多“雇人答策”，考试制度难以全面实行。隋唐时期创立了分科考试的取人选人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封建统治者采用这种考试制度，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的。所以科举考试制度从一开始就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科举考试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加强中央集权和调动地方及个人积极性的关系，但助长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心理，以致产生钻营舞弊的恶习，而且这种恶习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科举考试制度将读书、应试、做官联系起来，使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结合起来，但导致了科举考试控制教育，使学校变成了科举考试制度的附庸和预备场所。科举考试制度克服了单纯以道德品行和家世门第录取人才的偏向，但未能真正实现以知识能力录取人才，反而走向了死读书、背教条、务抄袭的死胡同。科举考试制度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内容、标准、程序、步骤，有利于评分的标准化和客观化，但又助长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的流行。科举考试制度激发了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求知欲望，以致出现“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但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科举功名，只是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文章，看不起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以致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所撰《天工开物》序中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举人都落第后弃举业投医药学，花费了30年心血，撰成《本草纲目》，比西方“分类学”之父林奈的《自然系统》早200余年，内容更为翔实，但书成后却遭冷落，他的儿子后来把这本巨著献给朝廷时，明神宗批示：“书留览，礼部知道。”遂束之高阁。当时钻研自然科学，在社会上便没有出路，不仅要丧失功名利禄，甚至要遭到打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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