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大小数百次，前仆后继，连绵不断。一部宋朝的历史，既是农民革命波澜壮阔的画卷，又是宋朝统治者镇压农民革命的黑暗记录。这一点在宋朝刑法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1)加重对“盗贼”的处刑

宋初，统治者就加重了有关“贼盗”的立法。例如，宋律规定盗窃罪其赃款赃物共计满五贯(一千钱为一贯)者处死，不满五贯者也处脊杖20，配役三年。神宗时，对盗窃罪，一般处死刑，妻子发配千里，并没收财产赏给告发人，再犯者即使从犯也处死刑。这比唐律要重得多。宋代法律以对盗窃罪处刑严厉著称。宋太宗时，老百姓在青黄不接时剥吃地主的桑树皮，按宋律规定如果树枯死了，以枯树的尺寸计算，42尺为一功，三功以上处死刑。

(2)划分“重法地”和“非重法地”

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强化治安措施，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在常法之外立《盗贼重法》，将全国划分为“重法地”和“非重法地”。所谓“重法地”，是京城开封府诸县和人民反抗斗争高涨的一些危险地区，即统治者认为需要重点镇压的地区。凡是在重法地犯罪的要加重处罚。起初，重法地仅限于京城开封府附近，到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扩展到河北、东京、淮南、福建等路(相当省一级)。到元丰时，提出“重法之人”即武装反抗的农民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叛逆者，即使不在重法地也以重法论处。到哲宗时，重法地已占全国24路的71%，《盗贼重法》代替了《宋刑统》中的贼盗律。这一点反映了宋朝阶级斗争不断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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