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篇文章，写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这年的二月，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上任之始即前往参拜韩公祠。此前曾氏所在的翰林院詹事府，也有先生的祠堂，而且两处都称其为“土地祠”。这应当是明清时期所特有的现象，韩愈虽未曾任翰林官，但他的文章在明初受帝王和翰林院推崇，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地位在此时奠定，而且韩文有当时文坛所重视的“清庙明堂气”，故而于明代作为土地神祠祀于翰林院中，这种风习延续至清代。受翰林院祠祀韩愈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民间亦将韩愈作为土地神崇拜。

曾国藩在为学及立身行事上十分推崇韩愈，称其为“千古大儒”。同时对韩愈的诗文中的倔强之气与雄奇之风也由衷赞佩，揄扬不已。但是对将韩愈作为土地神持不同看法，认为很不庄重，为此他在本文中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另外对将孔子木制雕像陪置一旁，也感到很不合适。故此他写作此文，记叙此事，并特作一首诗歌，理顺道统的脉络，肯定韩愈于中唐以后复兴儒道，排斥佛老，维护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功绩，同北宋以来尤其是南宋朱熹贬抑韩愈思想成就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维年月日，具官某，谨以清酒庶羞，致祭于先儒昌黎韩子之神：维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学子，皆所喻愿。而礼典所载，独配享先师孔子西庑，他无特祀。国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礼部，亦祀先生于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称曰“土地祠”。国藩履任之日，敬谨展谒。乃神象之旁，有先师孔子之木主，俨然在焉。窃以土地之称，非经非训。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诸侯则社以祭土，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盖土爰稼穡，民生所赖。凡食毛践土者，皆得祭以报功。义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传张说所为祭文及李阳冰碑记，旧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县，皆立庙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复于隍”之占，礼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垒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义而为之立祀，理亦宜之。独土地之祀，不可究其从始。国藩所居之乡，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庙，大抵与古之里社相类。而京师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尝莅官礼部。今殁已千年，所谓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无所不际。而谓仅妥侑于一署之内、丈室之中，如古所称社公云者，亦以黩慢甚矣。若先师孔子，则先生所诵法终身者也。先生尝羡颜氏得圣人以为依归，若深自叹恨不得与于弟子之列；而无知者乃位孔子于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兹，其必蹙然不安也。国藩瞻礼之馀，询诸胥吏，举不辨其由来。旧例，春秋以萧芗奉祀先生。国藩亦且循沿习之常，以致吾钦向之私。惟于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则不敢须臾蹈故，惧干大戾。谨奉木主，爇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为之诗歌，使工歌以入声，冀先生之神安休于此。不腆之诚，庶为歆鉴。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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