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互联网。虽然十几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花在了网络上，这点让我时常深感不安。我是原报社最早自费上网的人。1996年，也就是在报社大楼统一接入互联网的前一年，我花了近两个月的薪水，约四千元，包括买一只猫（调制解调器）并预付一年的网费。现在“信息成灾”，新一代年轻人或许已经无法想象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我们对网络信息何其渴望。而我始终相信，一个努力拓展言论自由的人，一定不忘拓展接受信息的自由，因为二者密不可分。只有奠基在接受信息自由基础之上，自由言论才更牢靠，更真实，更全面。

而我面对公众的更自由的写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后几年间，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它还需要观点，需要评论纸，需要观点新闻。拜互联网之所赐，直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论专版，而且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

人人有话要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然而它又是那么似曾相识，续接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自由言论，一切势必要昔日重来。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谁也无法否认，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是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王芸生、董时进、张佛泉、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评论家与思想者。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到《大公报》和《观察》，从散见于各处的农村问题讨论到宪政问题研究，一切都让我相见恨晚、无比震惊。相见恨晚是因为我不曾在教科书上得到我最想得到也本该得到的知识，而无比震惊则在于当代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真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充分讨论了，甚至包括“孩子是否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十卷本《独立评论》时更是叹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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