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已全无来团河时的情致，自不必多说。更使同类们心悸的，这支回巢的鸦群中，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还少了几个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郑光弟，因绝望自投了什刹海，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我发现，同类中还少了一位来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韩大钧。

我之所以对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为他是北师的物理老师——我离校时他正进校，头一年的返校节时，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自然是不会忘却的。他与我同时解禁，没有去新疆，又没有自绝于人民——这位总是戴着一副眼镜的老师，到哪儿去了呢，经同类告知，才知道他已于“文革”初期，就被当作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迭回茶淀来了——比我们早回老巢近两年。

在我的记忆中，韩大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在三畲庄的时候，他与我虽然不在一个小队，但却只有一墙之隔。他嗓门洪亮，笑起来其声可以震响人的耳鼓，我无论如何也难将 “不安定分子”的概念与他联系在一起。据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个爱国的学生，1947 年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他担任了北洋大学北平部示威游行队伍领队，因此曾以共产党嫌疑犯，被国民党五花大绑地抓捕入狱。入狱后脚坠七斤半的脚镣，经受了多日的皮肉之苦，后发现他不是共产党，才把他放了出来。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工学院的护校队队长（当时北洋大学北平部与北工大合并）。这样的一个爱国者，在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送来劳改队，己然是冤案一桩了，何以此时又成了“不安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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