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这些同类还原于“582”分场。回想起来，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与我同来 “582”的原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对我做过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比作猴子，马戏团给我们穿上几天衣裳，让我们串演了几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现在马戏结束了，一切都还原回了原始状态。

我也以苦涩的幽默回答我的这位同类：“好一点儿了，这儿离埋死人的‘586’，比我原来呆过的‘583’、‘584’，要远一些。”

“你不要净挑坏的说么。”戴煌说，“也有好的一面，这比你过去呆过的地方，距离张沪不是近了一点儿吗！”

是的，回到老巢来了，又与张沪到了同一块地皮上来了。仔细想想，去团河只是给了我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除了与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几年，一切都和当初一样。摘了右派铁帽和没摘一样，我与同组的成员，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体中。我的组长名叫平克贤，原本是昔日八大胡同里的一个妓院老鸨；还有一个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惯窃“何大拿”（名字我记不清了）；另外有几个因流氓罪进来的成员和一个过去当过法国传教士的高学海。主管我们的队长姓崔，我初到那儿的第一天，就听见“二劳改”们在背后叫他“崔阎王”，另一个队长姓翟，背驼得像个标点符号中的“？”

我在万念俱灰中与这几位睡在一条大炕上，情绪之烦躁可想而知。临离开团河之前，我把《北京日报》退还给我的书，运到了家里：重返茶淀时，我选了几本，塞到行李之中—— 这绝不是为读书，纯粹是为打发时间。当然，在那个天地一片红的年代，我要带的书，都是革命的书籍，除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有点不合时尚以外，其他如高尔基的《母亲》，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在那个年月政治上都无可挑剔。此外，我还把我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书，也装到一只破纸箱的底层——那是我怕自己随波逐流，在劳改队堕落下去，而为自己准备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虽然命运还在不断恶化，梦已破碎成为天边一缕游丝；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让自己一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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