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科院读了三年研究生,那三年中,哲学系始终处在颠沛之中,先后搬了三次家。第一学年在工会干校,地处闹市,又守着一个陶然亭公园,日子过得还比较有意思。由于住房拥挤,我常到公园里看书和读外语。觉得闷了,就和一二同学结伴,骑车到处转,看各种热闹。我还重获了买书的乐趣,外国文学书籍刚刚放开,开始陆续出版,我基本上是见一本就买一本。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后期图书大涨价之前,十来年间出版的此类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我搜集得相当齐全。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到处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
与工会干校签订的合同为期仅一年,第二学年一开始,我们搬到了通县北苑旅馆。这是一家汽车旅馆,俗称大车店,是司机们过夜的地方。宿舍的窗口正对着停车坪,那里日常停放着几十辆过路卡车。每天从早到晚,从深夜到天亮,卡车、拖拉机、摩托车的马达声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吵得人心惊肉跳。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睡觉,每天深夜三时半,就开始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终于响成一片。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简直要发疯,遑论静心读书。因为远离市区,生活也十分单调。每天晚上,不管节目多么无聊,走廊上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总是聚集着许多观众,他们是研究生哪,可是不能怪他们,这是他们唯一的调剂。受一些同学委托,我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信,反映噪音对学习的严重干扰和我们忍无可忍的心情。这封信在内参上刊出了,惊动了社科院的领导。于是,系里赶紧另找地方,从第二学年下学期起,我们搬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十一学校。不久后,整个研究生院撤离北师大,都搬进了十一学校。毕业前夕,研究生院用地批下来了,在京顺公路边荒凉的西八间房,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住进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铁皮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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