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一生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激励在我的生命中，或恨，或怒，或快乐、或遗憾，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我也不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型的人，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对于我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因给胡适写信，只是因为诸多烦恼郁积在胸不吐不快，她并没有想到这些纯私人的诉说在几十年后可能发表。因此，这些信件尤其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林徽因。这是一个毫无心机的林徽因，一个不善于应对曲折复杂人事的林徽因，一个待人诚实、遇事急躁、缺少方法的林徽因。特别是其中谈到她与徐志摩的关系，更是可以廓清种种关于他们之间感情的凭空猜测和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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